这样，原先的“法人作品”除了特定的公文类作品外，就被还原为“委托作品”和“职务作品”两种情况，从而解决了无法准确区分“法人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的难题。该制度设计一方面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承认当事人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和对署名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视法人为作者”，避开了法人是否能够享有人身权利这一复杂问题。作者在特定情形下不在法人以自己名义发布作品时署名，并不意味着作者丧失了署名权。相反，在法人不需要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或使用该作品的场合，作者仍然可以在该作品上署名。例如，报社可与记者约定：对于以报社名义发表的社论，著作权由报社享有，记者在报社发表该社论时不署名。但日后该记者在经过报社许可出版个人文集时，仍然可以收录该篇社论并在其中署名。

    可能有人会提出：对“法人作品”规定的这种重构对法人是不利的。因为除了特定的公文类作品，如果法人出于疏忽大意没有与实际创作者约定著作权归属，法人就可能无法获得作品的著作权。特别是当实际创作者并非法人工作人员时，依“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则，该作品的著作权将归实际创作者享有，这对法人是不公平的。

    对此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法治社会，法人也要为缺乏法律意识和疏忽大意承担责任。如果法人确实希望获得作品的著作权，就应当与实际创作者，特别是非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受托创作者签订有关著作权归属的合同。应当看到：在数大陆法系国家，除计算机软件、集合作品等极少数作品之外，著作权只能由自然人原始取得，而委托人或雇主只能通过合同取得著作财产权。这样的制度设计会促使法人关注自身利益，尽量用合同争取获得著作权。

   其次，如果作品不属于特定的公文类作品，在法人委托他人进行创作而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人确实无法原始取得受托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但笔者认为：此时法人的利益根据委托作品著作权的行使规则也能受到充分的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人作为委托人享有在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免费使用该作品的权利。[29]仍以上文引述的“灵塔案”为例，委托艺人塑造班禅大师银头像的主要目的就是竖立这一头像，并将头像的立体或平面造型用于涉及纪念班禅大师的场合。作为委托方的政府机构不取得班禅大师银头像的著作权并不会影响这一目的的实现。而艺人取得班禅大师银头像的著作权后，也必须在遵守其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如不能以任何影响班禅大师形象和声誉的方式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班禅大师银头像。同时，政府机构在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使用该作品时，艺人对署名权的行使也必须与这一使用相协调，如只能在适当位置署名。考虑到让实际创作者享有著作权更能够起到激励创作的作用，因此在立法政策上并无必要在双方没有约定时，通过“视法人为作者”的机制使法人原始取得著作权、甚至作者的法律地位。